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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选举文化特征与发展
作者:陈天金 汤 灿要闻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2538更新时间:2016-12-2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民主选举是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政治建设的起点,关系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能否顺利推进。正确系统地了解当前我国基层的选举文化,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地内省自己的选举态度、信仰和感情,从而为逐步完善我国的选举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1]

一、专研选举过程,分析选举文化特征

选举文化特征一:家族文化

家族是通过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集团,这是几千年来大家族封建文化思想形成的结果,中国农村往往是家族式的村落,单一家族村落和完全杂居村落占比例为少,为数不多的大家族形成的村落占有较大比例。新罗区山区农村虽然长期经济不发达,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但是家族文化依然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家族文化根植于家族成员思想深处。“本家”这个词是人们常用来初次认识同姓朋友时的说法,在新罗区的万安镇还有一个更加亲切的称谓——“祖叔”。“本家”和“祖叔”都是用来家族认同的标志,认“本家”和“祖叔”仿佛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自觉想法。二是近年家族长者的权威逐步树立。随着家族祭祀、修家谱等活动的日益常态化,作为最熟悉家庭事务、最富有生活经验的家族长者在家庭活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些长者的权威正在向家族之外的事务渗透。对于同一家族的成员,选举时的投票意愿有明显的趋同性。在新罗区万安镇,有着或多或少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还善于将其他不在同一村落居住的同姓村民称为“祖叔”,这在选举人大代表需要把若干个村划归在同一个选区时显得颇为重要。在“祖叔”们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时,其投票意愿往往会不假思索地与其它家族成员趋于一致,这也造成了某一个家族的大部分成员,若是被一位候选人“攻克”了,其他候选人便难以在该家族获得选票的现象。

选举文化特征二:村落文化

村落或自然村是同一地缘关系的具体称谓,“某某村人”可以将村民们划分“同村”或“不同村”的两类人。在这里,“同村”的人因为有着密切相关的地缘关系和共同利益,他们对选举何人为人大代表来替他们说话有着共同的想法,有时即使不同家族,只要他们来自同一村落,也可能有较为一致的投票意愿。在人大代表选举中,由于一个选区一般由若干个村落组成,在这几个村落中间也能依据不同的地缘关系分出不同的片区,而这样的片区,也有着类似于村落的文化特性。

如万安镇在2011年人大代表选举时,高厦村、华坑村、西源村、张陈村等4个村组成一个选区,镇选举委员会明确了这个选区的新罗区人大代表名额为两名,其中一名为镇机关领导干部在该选区参选的名额。那么,这样就剩一个代表名额让4个村的选民争夺了。这4个村中的高厦村人口有1209人,选民数是992人,地理位置上距离其余3个村都较远。而其余3个村相邻较近且都是小村,选民数加起来才1000出头。这4个村组成一个选区进行选举已经是好几届的事了,由于高厦村人口多,具有共同的村落文化的“同村”人多,连续几届都是高厦村的人当选。经过多次这样的选举, 发现在这个选区已经形成两个片区,一个是高厦村单独组成的片区,另一个是华坑村、西源村、张陈村组成的片区。3个村组成的片区在选举多次失败后终于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共识,即3个村联合推举候选人和高厦村竞争,这样在人数上才有可能有优势。为了迷惑对手,在推荐初步候选人阶段,3个村还推荐了7名候选人,加上高厦村推荐的2名和 1名,使得这个选区共推荐了10名初步候选人。华坑、西源、张陈3个的村落文化特性在接下来的协商阶段显露出来,最后在协商会议时,华坑等3个村中有位候选人直接公开提出来要和高厦村竞争,要求高厦村2个候选人中推出一个,自已所在的3个村推出一个,这样来竞选。最后的结果,就是高厦村的罗某和张陈村的张某进行竞选。

选举文化特征三:语言文化

人们常将是否具有共同语言作为判定是否“一路人”的标准,这在选举过程中也是一样的。万安镇是一个多方言的乡镇,境内20个村,有闽南语系、客家语系和闽南客家杂合三大种方言,每个村的方言都不尽相同,有的行政村里各个自然村的方言也不同。如万安镇高池村有池家壁、大片洋和赤高坪三个自然村,其中池家壁的人讲龙岩话属闽南语系,大片洋的人讲万安话属闽南客家杂合语言,赤高坪的人讲连城话属客家语系。对于每个选民来说,在选举宣传的时候,如果候选人能够使用自己的母语跟自己交流,那必定会令他觉得特别亲切、特别受重视,投这个候选人票的意愿就会增加。

选举文化特征四:风俗文化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风俗的传统,“为政必先究风俗”、“观风俗,知得失”是历代君主恪守的祖训。[2]最高统治者不仅要亲自过问风俗民情,还要委派官吏考察民风民俗,在制定国策时以它作为重要参照,并由史官载入史册,为后世的治国理政留下治理风俗的经验[3]。民主选举虽然是人类自我管理的智慧结晶,但对于具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仿佛就是西方的“风俗”传入一样,经历了冲突、融合、更新,从而成为新的“风俗”。一方面,民主选举渗透到村民自我管理的方方面面,凡是需要集体决定的事或共同需要推荐的人,人们往往首选投票决定;另一方面,在民主选举过程中,人们也把自有的传统风俗习惯加入其中,成为各地选举的“亮点”或“特色”。新罗区是个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河洛文化相互交叉融合的地区,一些风俗习惯迥异,在选举的时候也能看得出来。万安镇具有浓厚的客家风情,人们婚嫁喜庆的时候有连续没日没夜请客喝酒5天以上的风俗,这几天嫁女儿的或娶媳妇的家里真是门庭若市,日夜不绝,以显热闹。因此,在选举时候选人经常借各种名义大摆宴席是常事,虽然别的地方也有,但都不如万安热闹。万安人对此习以为常,而且请客的人在宴席上也从不谈选举,只做跟喜庆有关的事,只说跟喜庆有关的话。通过这些来深化感情,形成共同意愿,这种情况更接近于熟人社会的做法。与万安镇相邻的白沙镇的情况就不相同。这里的客家风情明显少了些,少了些豪爽、纯朴,多了些狡黠、花招。候选人和他们自己的选举工作人员会象落实项目一样,对选民分别情况逐个落实,通过交换利益来形成共同意愿,那么这种情况更接近于半熟人社会或是公民社会。

选举文化特征总结:相互关系

家族文化、村落文化、语言文化、风俗文化是形成现代农村选举文化的四大方面,选举文化的家族文化特征、村落文化特征、语言文化特征、风俗文化特征并不是完全并列、互不相关的,而是有先后次序、交叉共存的。第一,家族文化是影响人们选举决策的首要因素,其次是村落文化,再次是语言文化和风俗文化。第二,家族文化、村落文化、语言文化和风俗文化四者无法将选民纯粹地进行分类,往往具有相同的家族文化背景的同宗族的人住在不同村子里,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家庭文化包容了村落文化、语言文化和风俗;另一方面,同一个村子里住着多姓家族,村落文化包容了家族文化,家族文化、村落文化、语言文化、风俗文化四者交叉共存。第三,家族文化和村落文化对选民选举行为的作用是全程一贯性的。选民们永远知道自己是姓什么的,是哪个村子的人,在面临抉择的时候,此他们经常能自然而然地投出自己的一票。

二、查看历年选举,探索选举文化发展

根据《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和省、市关于做好全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工作的意见精神,龙岩市新罗区区、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于20111015日至20111231日进行。全区20个乡镇、街道户籍人口共计482990人,参加区级人大代表选举的年满18周岁、具备选民资格的人口有405125人;参加选民登记的人数为402786人,登记率为99.42%366589名选民参加投票,参选率为91.01%,共选出区人大代表215名。全区15个乡镇共有户籍人口313842人,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的年满18周岁、具备选民资格的人口有257350人,参加选民登记的人数为247194人,登记率为96.05%222474名选民参加投票,参选率为90%,共选出乡镇人大代表829名。

从整个选举过程中可以看到,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广大群众对于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民主选举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新的形势给人大代表换届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也赋予了村级民主选举新的时代特征。

选举文化的发展态势在以下方面有迹可寻。一是传统向现代过渡。当前的选举文化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社会的边界日益开放,农民的流动性增加,生产和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城市化,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日益融合,致使农村社会基础发生了巨大改变,农民的价值观被重新塑造。农民在打工、教育和电视传媒的影响下,逐渐脱离了乡村社会,有了城市化、现代化的权利观念和民主意识。[4]农民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权利意识不断高涨,这客观上为村民自治的建设提供了群众基础。乡村社会结构的改变使得传统社会的联结方式不断瓦解,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社会联结方式日趋嵌入农民的生活当中。[5]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一个部分农村变成城镇,部分农民变成市民的动态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传统小农变成现代公民的漫长过程。二是无规则向有规则过渡。基层农村民主选举从无到有,从无序到理性,是一个逐渐建立规则和习惯的过程。当这些规则和习惯形成了之后,便可以称之为选举文化。除了法律规定的程序之外,早期的农村选举是没有明确规则的。人们即使对于这些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也一直想要打破以获得更加优势的竞选条件或利益。人们为了竞选可以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在选票的另选人栏填上自己的名字以作记号,把秘密划票室的墙搞个洞变成不秘密,甚至,在2006选举时,万安镇一名人大代表候选人还抢了票箱。对每次选举出现的情况,上级一般会作出总结,如果是各地都有发生的普遍性问题,就会在下一次选举时制定规则出来予以规范,因此每一次选举的实践过程,都是规则的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过程。

三、思考选举行为,营造和谐选举氛围

(一)构建正确的选举文化

正确的选举文化可以说是规范的选举程序的有效补充,一个地方的选举风气是好是坏,关键在于选举文化是否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发展和形成起来的。

1.正名实践中正确的做法。程序上的明文规定是选举过程的严格框框,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选举现象如果是有益于选举文化发展的,应该首先给予正名。比如对于各地经常出现的非候选人被选上的状况不要给予特别的眼光,对于“填出来”的人,各级组织和个人要给予一样的支持和肯定。对于候选人指派观察员的行为应该给予支持,建议明确规定可以由选举委员会根据候选人要求指定观察员,并明确人数和允许观察、监督的程序和范围。对于误工费问题,应予及早作出可操作的明确规定,可以参照当地最低收入标准按比例确定数额,明令规定若是高于此数额的即可定为贿选。

2.培育选举中守法的选民。人们在竞选时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想尽一切办法,有些办法可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蔡定剑博士认为,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选举制度,但他们知道什么样的选举他们应该参加,什么样的选举他们不愿意参加,这种热情和追求不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对政治的关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是对自己命运的关切。[6]要完善选举制度,为选民利益的实现提供制度保证。严格规范选举过程和各个选举环节,包括选举动员准备阶段、选举阶段和选举后续阶段。积极完善选举制度、净化竞争环境,坚决制止和严肃查处黑恶势力和贿选行为,使整个选举活动依法、有序进行。

(二)引入正当的竞争机制

现行的选举工作程序对于候选人竞选环节的做为并没有明确的限制性和倡导性规定,各地候选人竞选时的做法是五花八门,诸如派人盯梢、缠住选民等不正当的手段也派上用场,竞选成了对抗性竞争,为发展成冲突埋下伏笔。因此,有必要建立非对抗性竞争机制。在选举安排上,必须为候选人开展竞争活动留出必要的时间;竞争选举活动也应当在本级人大常委会或者选举委员会的主持下有秩序地进行。[7]此外,还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1.界定竞选手段是否违法。在日常生活中被人盯梢、跟踪影响了日常生活是可以报警求助的,但是竞选时呢?在竞选时双方都会派人对对方的人进行跟踪,以了解对方行踪,这样做法是否违法?应该给予界定。误工费若是以货币形式普遍派发还好,数额大小便于计算,但是如果候选人采取宴请的形式呢?或是发放纪念品、土特产又将如何界定? 以为,象送礼、宴请这类竞选手段虽然在农村选举时常见,但毕竟是见不得光的手段,应该给予严令禁止,而误工费是保证参选率的必要手段,在把握好度的情况下,应该给予允许。

2.竞选手段的开放与约束。现在农村的竞选手段虽然五花八门,但一般仅限于在人情世故上做文章,这样的手段局限性很大。为此要开放竞选宣传方面的时间段和内容,积极搭建公开竞争的平台,鼓励候选人在大庭广众下发表竞选演讲,统一发布竞选纲领,公开宣传自己上任后的主要工作措施和要实现的目标。要约束好一些并不堂皇的竞选手段,要一场堂堂正正的竞选,而不是偷鸡摸狗的竞选。

3.防止竞选误入歧途。选举文化是由选举过程组成的,而选举过程最精彩、最需智慧、最具文化特色的部分就是竞选阶段。竞选阶段开启了广大选民尤其是候选人的智慧,如果把握不好竞选过程,就可能让竞选变成争斗或冲突。要制定一套面对全体选民的竞选宣传程序规定,对竞选的程序、宣传的内容、采取的方式都作规定,对竞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法乱纪现象要明令禁止和打击。

(三)融合民主精神与传统文化

选举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与民主精神相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与民主精神的区别,这两者之间的融合不够,选举文化象野马一样站在悬崖的边缘,应该向何处去成为问题。中华传统文化与民主精神各有优点和不足,加强它们之间的融合,是构建积极向上的、良好的选举文化的关键。

1.消除传统文化中的利己主义。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浸润,使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在人们中间无孔不入。利己主义者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把自我放在道德生活的中心位置。根据这个论点,人们会自然地做不公正的事,并拒绝基本的道德原则——如果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没有消极后果的话。[8]这就必然意味着,我们对于公共利益并没有出于本性的尊重,一个有理性的人的行动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自我的满足。这样的做法放到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必然与选举产生公共利益的代表人物这一使命相悖。为此,要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营造选举文化的出发点,努力消除传统文化中的利己主义。

2.弘扬民主精神中的个人修养。关于民主精神和标准目前众说纷纭。一般的说法是,民主是为了实现以社会制约权——民主是一种妥协,民主的目的在于公民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以达到善治的目标。现代民主精神体现了公民在利益诉求与观点表达的冲突过程中的折中,并经由折中达成妥协下的一致。因此,妥协即是利益表达的结果,也是利益表达的开始。如果过去把民主的精神仅理解为政治参与,那么今天则应该理解为公民主动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这种参与行为能培养出公民热爱集体的习惯和公益精神,培养公民真正的爱国精神。要培养人们在民主社会上生活所需要的个人修养,让人们在道德上的平等、尊重个别差异、反对个人主义方面有共同的认识,把民主看做一种社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允许我们独处,即便不是有成效地共同生活,至少能和平地共同相处。[9]

3.民主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和谐共生。人们对民主的追寻,无论是历史中的社会行动还是学术思想认识,大致可以归到三个层面:作为一种运动或实践的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或组织规范的民主,作为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民主。无论民主实践和制度在中国广大农村发展的如何,民主作为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民主精神在来到传统文化的大门面前时,将会举起平等和自由两个大锤,敲开利己主义和等级观念扣起来的锁,展现出一条绚丽的选举文化长廊。